教育投资是投入教育领域，用于培养后备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以及提高现有劳动力素质的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教育投资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物质基础。 国家对教育投资的数量反映国家对教育投资的规模。教育投资在财政支出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支出的比例反映了教育投资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反映了教育投资的水平。国家教育投资的数量和比例受该国历史文化传统、 政治、经济、人口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那么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教育投入呈现哪些特点同时又面临哪些问题呢？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投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仍不能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教育规模庞大，1994年全国各级各类学生达到2.77亿人（普通学校在校生数2. 166亿)，教职工队伍有1300多万人。尽管用相对少的资金支撑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但教育经费需要的 数额也是巨大的。 建国以后，一直到1978年，国家预算内教育事业经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徘徊在4－7%，从没有超过8%。国家预算内教育基建投资占国家基建投资总额的比例，也一直在20%以下。由于长时间教育经费基数太低，办学资金不足，造成了教育物质基础十分薄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把发展教育确定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教育投资的绝对量比较快的速度增长。若不考虑物价影响，199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总支出达到1174.7亿元〔1〕，比1989年的5 03.9亿元增长了1.33倍，平均每年增长26.6%。1994年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达到884.0亿元，比1980年的10 8.2亿元增长了7.17倍，比1989年的397.7亿元增长了2.22倍，平均每年增长24.4%。预算内教育支出占国家财政 支出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8.92%上升到的12.64%（见附表一）。 附表一：1980—1994年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 单位：亿元 （附图 {图}）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综合统计年鉴》(1994年)国家教委编P3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 1994年数据见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资料》1994P2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9月 尽管1980年三中全会以来，教育经费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仍属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的统计，1991年世界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为5.1%，其 中发达国家比例为5.3%，发展中国家比例为4.1%，最不发达国家的比例为3.3%，中国仅为2.3%（见附表二）。 如果将厂矿企业办学开支的教育经费、城乡教育费附加以及社会集资、教育基金、学生交纳的学杂费等其他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都计算在内，也不过3%左右，仍属世界最低水平。 附表二：1980—1991年公共教育经费 美元（十亿）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附图 {图}）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3 p94 另外需要指出：近些年来我国各级教育生均经费虽然在逐年增加，但由于物价上涨幅度增加过快，使增加 的有限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建投资实际效益大打折扣。教育投入的实增长率增长不多，有的出现负增长。例如 从1990年到1994年，我国地方所属高等学校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各年度依次为3101.78、3429.87、3874.98、3 894.63、4058.19元〔2〕，1991年到1994年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0.58%、12.98%、4.20%;但1991年到1994年的通 货膨胀率（物价上涨幅度）分别为3.4%、6.4%、14.7%、21.7%〔3〕;如果扣除物价上涨指数，1993年1994年公 用费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与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产生了尖锐矛盾。突出表现在各级各类学校校舍不足，必备的教学仪器设备图书短缺、学校教学活动所需要的公务和业务费短缺、全国范围的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等方面。 这些矛盾越是在贫困地区，表现越尖锐。 二、从教育投资结构来看，中国财政教育拨款三级教育配置同国际相比基本类似，但大中小学生生均投入相差过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的统计，1990年我国学前和小学教育投入占日常经费总投入的32.7%，中学占 34.4%，高等教育占18.6%，这个数字与世界部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居中等水平（见表三）。然而，从我国预算内实教育事业费各级教育分配比例来看，高等教育拨款的份额要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 附表三：部分国家各级教育所占日常经费的百分比 （附图 {图}） 选自教科文《世界教育报告》1993 p151－154 从教育内部结构来看，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远远小于中等和初等教育的规模。从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生均费用之比来看，1990年我国小学、中学、大学的年生均费用之比为1:2.28:29.34;1993年为1:1.73:17.93 （见附表四），其变化较大的部分原因在于大学生生均公用经费减少，部分费用转由学生家庭分担。此外，中小学经费投资增长速度也略高于高等学校。 附表四：地方所属学校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 单位：元 小学 普通中学 职业中学 中师 大学 1990年 105.40 240.11 444.44 1344.15 3101.78 1991年 114.79 254.63 464.49 1411.63 3429.87 1992年 139.35 300.96 526.01 1585.91 3874.98 1993年 217.22 375.16 608.65 1723.05 3894.63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综合统计年鉴》(1994年)p3 国家教育委员会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90年我国三级学校生均日常经费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为0.05:0.15: 1.93(或1:3:38.6)，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见表五），是所有国家中相差最悬殊的。虽然生均经费大学生要高于中、小学生，但差距之大，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 附表五：一些国家生均日常经费与人均GNP的比例(1990) 国家 学前、小学 中学 大学 美国 0.13 0.35 0.21 巴西 0.11 0.13 1.10 印度 0.11 0.15 0.83 日本 0.14 0.16 0.49 韩国 0.12 0.11 0.06 法国 0.19 0.27 0.41 英国 0.15 0.27 0.42 意大利 0.14 0.23 0.45 资料来源：选自《世界教育报告》1993 p155—159 一般来说，国际间教育投资结构比例的变化是与教育、经济发展变化相适应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接受初等教育的学生数在三级教育学生总数中比例远远大于其他两个阶段。此时教育投资的重点是初等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初等教育基本普及的情况下，转向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教育投资的比例也会发生调整。随着人均GNP水平的不断提高，三级教育投资比例的差距会缩小，三级教育生均经费差距也会缩小。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孙玉萍曾对人均GNP不同的国家进行过统计分析，亦得出了如上的结论。 三、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教育经费投资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明显，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至1993年，东部地区在国民 生产中的比重已达60.1%，西部才占13.1%。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东部地区4580元，西部为1408元，东部 是西部的3.25倍〔4〕。地区间教育经费投入也存在悬殊的差异，从义务教育阶段预算内生均事业费支出看，1 993年北京为628.68元，上海704.77元，天津为401.66元，而广西为181.70元，宁夏为205.65元，甘肃为176.1 7元，贵州仅为129.56元〔5〕。就是沿海发达地区对义务教育投资无论是总量还是平均水平却远远高于贫困后 进省份。中国本世纪末实现“两基”的难点在农村贫困地区，而对义务教育投资强度差距的扩大更加重了贫困 地区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难度。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地区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近几年明显扩大。 四、教育经费来源从渠道较为单一变为逐渐形成多渠道办学新格局 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比较单一，主要依靠国家投资。十余年来的改革与发展，促使多渠道筹措资金办学局面逐渐形成。1986年预算外教育投资总额占教育投资的比例不到24%，到1994年已经超过了4 0%。从1989年到1994年我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占教育经费总支出份额逐年下降，由1989年的66.88%下降 至1994年的59.38%。1994年，我国财政预算内拨款占教育经费总支出份额为59.38%，个人交纳学杂费占教育总支出份额由93年的8.22%上升为9.87%;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支出份额的6.55%，企业办学经费为5 .99%，校办企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支出份额的4.08%;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支出份额的0.72%，较1993年的0.31%增长了一倍多；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包括城市教育费 附加、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占教育经费总支出份额的8.92%，其它教育经费为3.96%〔6〕。上述统计数字说明，我国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渠道、辅之以税、费、产、社、基的多渠道筹措经费体系已经形成。从国家财政统 一拨款到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转变，是我国现阶段解决教育经费来源短缺的客观形成的必然途径。 五、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在扩大地方教育决策统筹权和经费筹措多元化方面收到显著成效，但经费分配和使用仍明显脱节 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教育经费的分配是由中央财政切块戴帽下达，地方财政部门管理，教育部门安排使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于80年代初期、中期和后期进行了以“分灶吃饭”、“分级包干”、“大包干”为主要标志的三次逐步深入的改革，教育系统与此大致相应地推进了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包括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体制，教育经费相应由各级政府筹措，财务管理分级负责。目前，基础教育由中央、省政府、地方财政共同承担政府投资责任，以地方政府为主，中央和省级通过转移专项基金形式进行补助。高等教育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国家拨款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其中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和中央其他各部委所属高校的拨款由财政部划拨给国家教委和中央其他各部委，再分别由他们分配给高等学校，地方所属高校拨款由省级财政部门划拨，其中少数高校由地区或县级财政划拨。高等教育经费目前实 行“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分配方式，并执行“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余留用”的原则。 这种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育财权和事权分离，政府教育投资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使教育管理部门计划、预算、分配、监督的宏观调控职能不能充分行使。教育经费“层层包干”“层层下放”， 使得中央和省两级财政对教育投资的宏观调控职能削弱，学校间、地区间的余缺难以调剂，地区间教育投入水平差异日趋扩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动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刘彦伟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 胡晓阳
摘 要：从1994—2001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化趋势看，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的目标尚未真正实现，且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和学杂费呈现此消彼长的二元化趋势。中央和地方属高校在经费来源结构与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上的差异表明，教育经费向中央属高校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具有现实必要性，但必须兼顾公平原则，保证中央和地方属高校能够协调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性经费；非财政性经费；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财政与管理改革呈现出明显的相似性，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成为普遍趋势。这一趋势在财政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用非政府收入弥补公共的或政府的收入，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成本由一般的纳税人负担向学生及其父母、慈善家和大学服务的购买者负担转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政府改变传统的承担高等教育所有经费的作法，努力推进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元化。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出现重大转变，如高校由低收费向全面收费转变；国家实施“211工程”以及旨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985工程”，加大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5％，基本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同时学费大幅增长。在出现这些重大转变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的目标是否得到切实推进?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在这一时期呈现怎样的特征，未来的发展趋势又将怎样?为此，本文将考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4—2001）普通高等教育（不包括成人高等教育等）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化情况，同时关注中央和地方属高校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动。文中所采用的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并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将相关历史数据换算成1999年可比价格。
一、全国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动情况
所谓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主要是指实现高等教育经费来源——财税费产社基科贷息（财政拨款、教育税、学费、校办产业、社会捐赠、基金、科研、信贷和利息）的有机结合与适当比例。通过考察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如下特点。
1．教育经费总量迅速增长
1994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总经费为221．43亿元，2001年则达到1145．17亿元；按1999年可比价格换算，1994年为322．26亿元，2001年为1198．57亿元，后者是前者的3．72倍，年均增长20．64％。尤其是1997年后高等教育总经费迅速增长，1998年比1997年实际增长了43．90％，此后每年的实际增长率都保持在28％以上。同时，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总量在全国教育总经费中所占的比重，除1995年和1996年出现下降之外，从1997年开始也迅速增长，到2001年时已达26．20％。
2．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重持续下降，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财政性教育经费的4．6倍，到2001年，这一比率降到1．2∶1，二者已非常接近（见图1）。
图1 1994—2001年财政性与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高等教育总经费比例变化趋势（％）
3．在财政性教育经费中，财政预算内拨款仍占绝对比例，而在非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学杂费比重迅速加大，并占绝对比例
这一时期财政性教育经费构成的显著变化，是财政预算内拨款的比重不断上升，占据绝对地位。
表1 1994—2001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构成比例变化趋势（％）
年份 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 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 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经费
1994 88.84 0.35 10.81
1995 86.56 0.43 12.01
1996 87.72 1.19 11.09
1997 87.24 1.32 11.44
1998 94.71 2.11 3.18
1999 95.63 1.56 2.81
2000 95.38 1.57 3.05
2001 96.26 1.15 2.59
如表1所示，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由1994年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88．84％提高到2001年的96． 26％。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所占比例在1996年略微上升，但此后基本保持稳定；而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经费所占比例则持续下降，由1995的12．01％降至2001年的2．59％。
这一时期，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构成最重要的变化是学杂费收入迅速增长，在非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占据绝对比例。从表2可以看出，伴随高校学费制度改革和高校扩招，学杂费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年均增长33．97％，尤其是1997年之后的增长最为迅速；而同一时期社会捐资集资与其他教育经费的年均增长率分别只有23．31％和23．47％。
表2 1994—2001年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变化趋势（％）
年份 事业收入 社会捐资集资 其他教育经费
其中：学杂费年增长 学杂费占总经费比例 年增长 占总经费比例 年增长 占总经费比例
1994 -- 11.85 -- 1.29 -- 4.69
1995 11.53 13.57 20.75 1.61 -11.30 4.27
1996 9.53 14.41 6.33 1.65 24.49 5.16
1997 24.27 15.72 58.01 2.29 24.54 5.64
1998 22.88 13.42 31.99 2.10 63.27 6.39
1999 69.61 17.15 44.79 2.30 3.85 5.00
2000 64.40 21.30 -3.19 1.68 35.74 5.13
2001 48.87 24.66 15.53 1.51 38.15 5.51
表3 1994—2001年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构成比例变化趋势（％）
年份 学杂费 社会捐资集资 其他教育经费
1994 66.45 7.25 26.30
1995 69.77 8.25 21.97
1996 67.90 7.80 24.30
1997 66.46 9.70 23.84
1998 75.76 6.00 18.24
1999 80.40 6.16 13.43
2000 83.60 4.04 12.36
2001 84.40 3.35 12.25
从表3可以看出，在各个年份中，学杂费收入在非财政性教育经费中都占有最高比例，且远远超过社会捐资集资和其他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同时，自 1998年开始，学杂费占非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持续上升，到2001年已达84．40％；其他教育经费占非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自1996年开始逐年下降，而社会捐资集资所占的比例最小，最高不超过 10％。
这表明，所谓教育经费的多渠道筹措，学杂费是其中最重要的渠道。学杂费收入占普通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从1994年的11．85％一路攀升到2001年的24．66％，已基本接近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25％的设想。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
第一，这一时期，如果仅从财政性教育经费与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此消彼长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政府努力推行的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可以说如一些学者所言，在90年代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但是，如果对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它实质上呈现出以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和学杂费为主的二元化格局，其他经费来源成分并未形成适宜的比例。以捐赠收入为例，这一时期，它在高等教育总经费中所占的比例长期徘徊在 2％左右，到2001年也只达到1．51％；而在美国， 1995—1996财政年度公立大学捐赠收入已达4． 7％，在非营利私立大学则达到14．4％。因此，从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是否有机结合与实现适当比例这个角度而言，我国政府和学者一直期望的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的局面尚未真正出现，整个高等教育财政结构呈现出一种教育成本负担向学生及其父母一方转移、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和学杂费这两种主要来源渠道此消彼长的二元化趋势。
第二，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经费总量和来源结构的重大变化，主要根源于同时期教育财政制度强度最大的变革。但这些变革与西方全球化下市场介入高等教育领域的新自由主义理念不同，它们尽管为国家政策所主导和推动，但更多的是对高教领域外作为社会结构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一种回应，这种回应体现在高等教育财政制度中就是将市场作为新的资源配置渠道，增加来自民间的筹资，由此形成上述二元格局。预算内拨款为主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和学杂费为主的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此消彼长的趋势，在未来又将呈现何种态势呢?
与美国的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相比，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经费来源中学费比例上升较快，2000年已占总经费的21．30％，而美国1995—1996学年仅为18．8％。如果考虑居民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我国2000年的学费指数已远远高于美国的水平。同时，教育领域中所追求的公平原则也要求对学费的增长作出适当的限制。研究表明，不同收入水平的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对学费水平变化的反应是不同的，较低收入阶层对高等教育私人成本变化的敏感程度要大于较高收入阶层。因此，学费水平必须考虑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且要照顾到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可见，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所需的经费保障，已不能单纯依靠增加拨款和提高学费，需进一步挖掘其他来源构成的潜力，真正实现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
二、中央和地方属高校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动
从1985年开始，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高校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目前主要分为中央和地方属两类高校。中央属高校财政性经费由中央负责，地方属高校则主要由地方承担。对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考察，需要进一步关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高校。
1．中央和地方属高校经费来源结构变化
与全国经费来源变动趋势类似，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属高校的教育经费也呈现如下特点。
（1）两类高校总经费都出现了较快增长。中央属高校教育经费年均增长16．86％，地方属高校年均增长24．33％，地方属高校的增长速度快于中央属高校7．47个百分点（原因除了地方属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外，还在于一些中央属高校转为地方属）。
（2）在这两类高校中，财政性与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各自总经费中的比重变化也都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中央属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经费的比重由84．80％降至57．65％，下降了27．15个百分点；地方属高校则由79．08％降至52．95％，下降了26． 13个百分点，二者下降的幅度相近。但相比较而言，中央属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经费的比重一直高于地方属高校，二者相差约5个百分点。
从表4、表5可以看出：
第一，财政拨款构成了两类高校经费的主要来源，但在2000年以前，它在两类高校总经费中所占比例基本相近；自2000年开始，地方属高校的这一比例与中央属高校相比开始下降，到2001年，两类高校这一比例已经相差5．13个百分点。
第二，同一时期，两类高校的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经费所占比例都开始下降，且中央属高校的下降幅度更大。中央属高校在获得社会捐资集资和其他教育经费方面占有优势，但这两项在两类高校总经费中所占比例都很小。
第三，两类高校差别最大的是学杂费所占比例的变化。学杂费在两类高校中都是非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但中央属高校学杂费占总经费的比例这一时期相对稳定，1994年为8．65％，2001年达到13．42％，每年仅增加一个多百分点，增长平稳；但地方属高校在1994年这一比例已达15．59％， 1998年后每年都增加将近6个百分点，到2001年更是达到了33．21％。这表明在扩招和学费改革的背景下，地方属高校的教育经费对于学杂费收入有着较强的依赖性。通过上述特征，可以看出，地方属高校以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和学杂费为主的二元化格局特征更为明显，其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成效相对有限。
表4 1994—2001年中央属高校主要经费来源占总经费比例变化趋势（％）
年份 财政预算内拨款 教育费附加 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经费 学杂费 社会捐资集资 其他教育经费
1994 72.88 0.000000502 11.92 8.65 1.11 5.43
1995 69.32 -- 13.87 10.31 2.02 4.49
1996 68.66 -- 11.92 11.13 2.24 6.05
1997 65.01 -- 12.58 13.18 2.73 6.50
1998 60.28 0.034 2.45 10.41 2.45 7.92
1999 59.78 0.252 2.36 11.06 3.02 6.52
2000 57.54 0.253 2.46 12.02 2.56 6.57
2001 55.84 0.003 1.81 13.42 2.26 6.69
注：（1）1994至1997年“其他属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拨款”计入财政预算内拨款。（2）1998年后数据的处理，将“基建收入”计入财政预算内拨款；1998年后增加“事业收入”这一统计条目，这里只计算事业收入中的“学杂费”占总经费的比例；同时，“本年实际收取学杂费”和“上级补助”由于统计年鉴中并未计入“总计”这一项中，因此本文计算时也未使用这些数据。
表5 1994—2001年地方属高校主要经费来源占总经费比例变化趋势（％）
年份 财政预算内拨款 教育费附加 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经费 学杂费 社会捐资集资 其他教育经费
1994 73.14 0.62 5.32 15.59 1.50 3.82
1995 71.87 0.73 4.99 17.22 1.15 4.04
1996 69.60 1.96 5.26 17.99 1.01 4.18
1997 68.43 2.15 4.37 18.59 1.80 4.66
1998 63.32 3.36 1.48 17.89 1.59 4.13
1999 60.25 1.75 1.13 23.58 1.53 3.41
2000 54.26 1.49 1.20 29.26 0.92 3.89
2001 50.71 1.11 1.13 33.21 0.94 4.62
注：同上注。
2．公平、效率视角下的中央和地方属高校经费变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高等教育的分层是普遍现象，如在美国，80％的联邦政府研究经费分配给了被称为“巨型大学”的100所研究型大学，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主要不是依靠研究型大学，如美国主要依靠社区学院和一些综合性院校等，日本则主要依靠实用型的私立院校。在我国，中央与地方属高校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定位有差别。中央属高校更多地承担着研究创新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任，地方属高校则更多地承担着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培养高学历人才的任务。从效率角度着眼，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使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抢占优势地位，对中央属高校实行一定程度的经费倾斜政策有利于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但是，中央和地方属高校之间的经费状况还必须遵循公平原则，因为地方属高校承担着培养众多未来高素质劳动者的任务，如果这两类学校之间的经费差距不断拉大，那么势必影响到地方属高校的培养质量和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
表6 1994—2001年中央和地方属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变化趋势（元）
年份 财政预算内拨款 教育费附加 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经费 学杂费 社会捐资集资 其他教育经费
1994 73.14 0.62 5.32 15.59 1.50 3.82
1995 71.87 0.73 4.99 17.22 1.15 4.04
1996 69.60 1.96 5.26 17.99 1.01 4.18
1997 68.43 2.15 4.37 18.59 1.80 4.66
1998 63.32 3.36 1.48 17.89 1.59 4.13
1999 60.25 1.75 1.13 23.58 1.53 3.41
2000 54.26 1.49 1.20 29.26 0.92 3.89
2001 50.71 1.11 1.13 33.21 0.94 4.62
图2 1994—2001年中央和地方属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差距变化趋势（元）
但目前中央与地方属高校在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上存在较大差距，如表6和图2所示。1994至1996年，中央和地方属高校间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差距缩小，但从1997年开始差距迅速扩大，尤其是在管理体制改革力度较大的1998年，差距更是比前一年增长了154．77％。从绝对数来看，1994年中央属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是地方属高校的1．28倍，到 2001年已增长为2．01倍。
两类高校之间差距快速扩大的原因，除了国家对中央属高校的经费倾斜政策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之外，还在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以及地方属高校在多渠道筹资方面的局限性。从图3可直观地看出，全国在校生数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地方属高校在校生数的增加。地方属高校在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教育经费——尤其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并未出现相应程度的快速增长，加之其他经费来源渠道有限，由此造成两类学校经费差距迅速加大。
图3 1994—2001年全国、中央和地方属高校在校生数变化趋势
理论界普遍认为，处于稳定良性财政状态中的高等教育系统，为保证质量，即使控制了物价上涨的因素，生均成本也应呈递增趋势。因此，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质量，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教育质量的差异。中央和地方属高校在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上日益加大的差距，反映出这两类高校逐渐拉大的教育质量差距，这有悖于公平的原则。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必须以高等教育经费水平的提高为依托，否则高等教育的质量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滑坡。地方属高校承担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最主要的职责，如果只是低成本、低质量地推行这种大众化进程，那么实际上偏离了教育质量这个最根本的目标。因此，有必要加大对于地方属高校的投入，进一步拓展其经费筹措的渠道，同时协调好中央和地方属高校的发展。
三、结 语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动，与国际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趋势具有一致性，但更体现为对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一种回应。它主要表现为财政性教育经费比重的下降和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举措的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整个高等教育财政结构呈现教育成本负担向学生及其父母一方转移、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和学杂费这两种主要来源渠道此消彼长的二元化趋势，经费来源多元化的目标尚未真正实现。但未来高等教育持续发展需要充足的经费保障，这就必须切实推进多元筹资的进程。
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而言，教育经费向中央属高校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具有现实必要性，但应兼顾公平原则，保证中央和地方属高校能够协调发展。高等教育中公平与效率的权衡问题，在未来也必须引起关注；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重点支持、全面提高和长远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发展高等教育不可忽略的问题。
注释：
[1]1998年教育经费统计指标出现变化，本文将1998年以前的数据对照1998年后的统计指标进行相应处理；此外，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文中的增长率都是按照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换算后的数据计算得到的。
[2]美国1995—1996学年生均学费为5262美元，生均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例（定义为学费指数）为19．1％。我国1996年生均学费为1252元，学费指数为25．9％； 1998年生均学费为1798元，学费指数为28．6％；2000年生均学费为3027元，学费指数为43．6％。近几年，美国大学的学费虽然逐年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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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见《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6期）
